菲律宾有意搁置南海争议，并强调对华经济合作，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说明了哪些问题？
2月12号，我国针对恶意抹黑中国大使的16名菲律宾参议员实施入境禁令，禁止他们进入中国内地及港澳地区。在这之前，这16名菲议员借南海问题炮制闹剧通过决议将中国驻菲大使井泉列为所谓“不受欢迎的人”，污蔑其“违反外交礼仪、侮辱菲律宾官员”。这次我国对他们实施入境禁令，也是基于对等原则所做出的反制。在这局势升级之下，菲律宾总统府急忙出面“灭火”，声称“马科斯明确拒绝将中国大使列为‘不受欢迎的人’”。同时，菲外交部警告称，将中国外交人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将引发严重后果，此举仅应作为外交关系严重恶化时的最后手段。而在我国发布入境禁令前，菲律宾驻美大使罗慕尔德兹已经先“退”了一步，公开声称菲律宾需要在南海问题上与中国“降温”、搁置争议，探索经济合作。换句话说，就是“冻结”中菲在南海问题上“冲突”。
菲律宾主动提出搁置南海争议，并强调对华经济合作，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首先，很明显就能看出来，这必然是与当前菲律宾面临的经济困境有关。2025年菲律宾GDP增速降至4.4%，不仅远低于政府设定的6%—8%目标，同时失业率升至 4.2%，贫困率高企，民生压力持续加大。而我国作为其连续9年的最大贸易伙伴，2024年双边贸易额高达716亿美元。在这样的背景下，重启对华经济合作就成为马科斯政府稳定民生、挽救支持率的唯一现实路径，毕竟民众更关心“饭碗”而非遥远的海上争端。
其次，美国安全承诺的持续落空与战略重心的转移，让菲律宾的“倚美抗华”路线难以为继。马科斯刚上台的时候，曾寄望于通过开放更多军事基地、参与联合军演等方式，换取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强力支持和经济援助，美方也曾承诺提供近千亿美元的投资。但现实是，美国国会批准的援助资金迟迟没有到位，而且随着特朗普重返白宫后奉行“美国优先”，将重心转向中东与拉美，在亚太更倾向于让盟友“冲锋陷阵”。这让马科斯政府有一种中了美国“毒计”的感觉，说直白点就是被美国利用了。另外，更让菲律宾警惕的是，中美关系出现缓和迹象，如果菲律宾继续充当“马前卒”，其极有可能从“战略资产”沦为“可交易筹码”。这种对外部支撑的幻灭，迫使菲律宾重新审视自身外交定位，开始寻求在大国之间保持平衡，而非单方面选边站队。
最后一点，2026年菲律宾有了东盟轮值主席国的身份，这为马科斯政府的政策转向提供了重要的外交契机与约束。东盟内部大部分成员国都希望优先通过对话加速《南海行为准则》的谈判进程，以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作为主席国，菲律宾如果无法推动《南海行为准则》取得实质性进展，将严重损害其在东盟内部的信誉与领导力以及话语权。而想要《南海行为准则》谈判顺利进行下去并取得成功，这离不开中国的积极参与和支持。在这种情况下，菲律宾主动为南海局势降温，搁置争议，一来可以营造有利的谈判氛围，二来有利于菲律宾履行主席国职责、塑造负责任地区大国形象。因此，这才有了罗慕尔德兹的上述表态。
至于这背后说明了什么？简单说两点：其一，说明经济发展已成为地区国家的最大公约数，“脱钩断链” 不得人心，务实合作才是王道。中菲在清洁能源、高端制造、农业等领域的互补性极强，中国的技术与资本结合菲律宾的资源与市场，能够形成双赢格局，这一现实让“经济牌”的权重远超“安全牌”；其二，反映了美国的“印太战略”在东南亚面临越来越多的阻力，地区国家更倾向于在东盟框架下自主解决问题，而非被域外势力绑架。菲律宾的转向，可以看做是东南亚国家“战略自主”意识觉醒的一个缩影，标志着单边挑衅的路线在地区内日益孤立。
不过，话说回来，菲律宾这次态度的转变，并不意味着南海争议的彻底解决，未来仍可能因国内政治斗争或域外势力干扰出现波动。对中国而言，这一局面既是机遇也是考验。它说明中国坚持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方针与“双轨思路”正在发挥实效，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塑造地区议程的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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